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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的故事

归档日期:08-14       文本归类:大元帅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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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长七岁的朱德与的关系远不如年轻五岁的周恩来那样亦步亦趋。

  朱德的长者风范表现在许多地方。比如他在江西苏区被战友们把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康克清嫁给自己后,他几乎没有用“老婆”的规矩来约束过这位甚至曾经做过苏区政府中央委员的万安暴动队员(1)康克清对索尔兹伯里说过,我一直没有给总司令做过饭补过衣,他有自己的警卫员嘛(2)比如他在延安不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反而象是一个农民老汉一样平易近人,受到从百姓到外国人的一致好评,共产国际驻延安记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多次提及(3)比如在朱总司令五十大寿时也曾亲自草联“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4)比如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朱老总因为曾经替彭德怀说话而遭遇了新任国防部长元帅的奚落后不卑不亢,默默承受(5)这样的姿态在到了文革被纠斗并被骂作“黑司令”时又出现过(6)而反映朱德在政治上不够敏感甚至不够成熟的表现也有许多。较为著名的一次是与等一起去参加苏区二十大,面对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揭露的“秘密讲话”,朱德说“这是人家的事我没不要管”,而迅速表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邓的这一表态深受赏识。文革中刘邓待遇不同也是因为毛主席说过在对苏问题上表现过硬骨头相比于,朱德显然更愿意选择恬淡坦然的民间姿态。

  但即使是这样——俗话说“泥有土性”——作为在其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具有相当档次的竞争者(余酒度的实际级别和能力太低,在相当程度上算是的下级,因此构不成毛的竞争者),朱毛关系仍然表现过足够的跌宕起伏甚至戏剧化情节。从一九二八年朱毛会师到一九七六年双双归去,二人的关系也很值得认真品读。

  朱德虽然年长不小,在党的资格可是差了太多。在旧军中颇有一些经历的朱将军,在其思想上迷茫时动了入党的念头,却首先在陈独秀那里碰了钉子。幸亏在国外遇到了性格中正、思维灵活的周恩来(7),才算进入了党的组织。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论,朱德的党内资格倒与为介绍入团的相近。

  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前,朱总还一直不算拥兵自重者。可正是在南昌起义中,他的军官教导团起了相当的作用。而在南下失败后在诸多大员(如周恩来)纷纷离队、诸多将士(如当时还是员的文强(8))纷纷退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收拢残余,算是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军人的责任感。

  不过必须说朱将军的政治智慧还不能说是特别地强大。他所采用的当年张献忠和当前诸多败军之将所习惯采用的养兵之策,即把自己手下的将士编入老朋友范石生的队伍中以求暂时的生存的作法,虽颇显旧军传统的实用性却与“党性”坚定性有违。尤其与把秋收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的后来被认做是正统做法相比,接受 “收编”的作法实在有点“投机”之嫌,不管这样的收编其实上保留了多少独立性——当然,当以后他率领的整个红军队伍也主动地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后,他的这一有争议的作法明显可以得到谅解。

  但是至少,这样的做法让朱德自己的心理也染上了一些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感觉,他用参与和组织湘南起义尽力弥补了自己的不安(9)。在接到有关方面要求他与井冈山的会师的指令(10)后,他率领着南昌起义余部和八千农军上了井冈山。在这中间,在朱的队伍中的毛泽覃和在毛的队伍中的何长工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井冈山会师产生了中国红军史上的第一支正规军队,虽然其番号选的是“第四军”这样一个有着光辉前史的称号(11)——后来,在另外两个根据地也有两支红军选择了这一番号(12)。

  红四军(以及以后由红四军为基础扩建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被称作“朱毛”红军并由出任一把手(党代表),虽然毛在井冈山的基干队伍明显不如朱所带来的队伍要强大——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人数不如朱的多,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主干是武汉警卫团而朱的队伍的主干则是叶挺独立团。这一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朱毛交往中的强弱势状态。以后二人所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的“霸道”——连朱德这样的谦和长者都不能做到与毛的和平相处,可知这种霸道到了什么程度。有人回忆,当刚到江西苏区的周恩来听人说起在井冈山时对负责后勤因为没有安排好住处的杨至诚破口大骂时,他对与苏区同事们的关系特别紧张的现状有了一定的理解(13)。但是必须指出,这种霸道是以强大自信和强大的成功率为基础的,虽然形式上有些激烈,倒也可以理解。在战争时代,这样的雷厉风行在更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动辄骂娘和要枪毙人的将军比比皆是——比如彭德怀,温温吞吞的性格反而是有害的。

  井冈山会师不久即发生了湘南农军南返的故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的资源有限养不起多达万人的队伍,一方面也是因为宜章等地农军更想回本土作战(黄克诚和肖克在这些队伍中)。

  但后来原朱德所部的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执意南下,却并不完全是因为湖南省委杜修经们的鼓动所致。这从率一个营前往湘南接应失败后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经因被偷袭而成建制击溃)时对手下队伍极力强调不要对二十八团战士恶言恶语的训令中隐约感受到二支队伍整僵后所存在的不和睦(14)。因为这次悲剧性的分兵,井冈山根据地蒙受了因“八月失败”而遭遇了强大的打击。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三千六百人的外线作战——从此,朱毛红军再也没有回过井冈山。

  中央派来的“军事人才”刘安恭的到来以及与关系的日益紧密,终于间接地导致了红四军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七大风波。互相指责为“政治小鬼” 的非组织行为(甚至可称这宗派行为)和刘安恭不负责的“挑拨”,让朱毛之间甚至陈毛之间相互猜疑,这种将帅不和也表现在一次36:5投票取消前委和一次重新选举前委后落选的“民主选举”中。

  朱德被说成“单纯军事化思想”和极端民主化,陈毅则被称作“陈毅主义”。在给的回信中表现出了显然是对朱陈的极大失望(15)。对刘安恭的看法也很能表现朱毛的不同立场。一九三六年,毛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对刘安恭颇不以为然(16)。而朱德则在后来接受史沫特涞采访时称刘安恭为一个 “优秀的指挥员”(17)。“好”在这位刘司令员(刘安恭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在进军东江时牺牲了(47),否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插曲。

  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通过陈毅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体现出来,有了用自己的思想整顿红四军的合法权威。红四军九大(也叫古田会议)的召开以朱陈的服从结束了朱毛之间又一波的矛盾。在这之后,陈毅虽然被挽留,但仍然算是淡出了红四军中心决策层的三人组(18)。后来的陈毅先后任红二十二军长、赣西南负责人、军区司令员等职,仍然受到重用但不再算是大帐里的赞画军机者。也许就是从这以后,陈毅的“级别”不再比要高——因为在此后不久,成为红四军军长(主要由原红二十八团组成)、伍中豪成为红十二军军长(红十二军的班底是原来的红三十一团),而红二十二军是后来组建且并不是红军主力。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与刘敌率红二十军移师永阳,并拘捕了湘赣苏区的部分人员(19)。

  力主平叛,并写下那篇著名的“讨逆檄文”(20)。但据菲力浦·肖特的《传》披露,朱德拒绝签署命令(21)。不过,在史沫特涞所著描写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对富田事变的否定态度是很坚决的(22)。

  从日后的红二十军缩编为一七五团的史实看,红军之间有可能真的发生过冲突。这一“内战”也曾被写进某些文字材料中,沃马克《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也有引用(23)。但这种冲突肯定不会很大,否则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史料述及。红军之间终于没有大打起来,应该与朱总司令的拒签命令有关。

  以上的事实至少说明一件事:朱毛的关系既不是特别的亲密也不是特别的疏远。二人在更多的时候保持了一种君子间的淡泊。所以我的题目用若即若离:既不是无条件的不离不弃,也不是势如水火。

  在“剥夺了的兵权”的宁都会议上,朱德的态度耐人寻味。到江西做过调查或接触过宁都会议秘档的某些人说,在整个宁都会议上,最坚决支持的只有王稼祥一人(24)。最能感受到在军事指挥上“霸道”或“自主”作风的周恩来和朱德,都并不象后来记述的那样坚持认为支持。

  事实上,通行的那种记述是有问题的。前后方各有四人,如果只是后方四人提出对的不信任案而后方战友表示对的支持,4:4的结果不可能让毛的兵权被罢免。纵是在当时十分活跃地反对的游击战术(25),可他并没有在苏区中央的发言权。从心理和关系场景上分析,周朱也不会在有后方中央即项英、任弼石等的坚决态度下“力挺”。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可以用他对张国焘的话来推断:老毛在游击方面有长处,我们想让他出来搞一搞(26)。

  据杨炳章的研究,这未尝不是洛甫、博古、周恩来的想法(27)。越来越多的资料让人设疑:遵义会议也许并不象人们想象以及李德、索尔兹伯里描写的那样是“担架上的阴谋”(28),它压根就是博古们的一个权宜之计:搞得好就搞,搞不好就解散。红一方面军是的家底,他想保留这支队伍的心思应该最重。而据研究,长征路上,洛甫确实表露并实施过解散队伍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的念头(29)。而对于朱德来说,换出来与自己共同把二人的根本队伍红一方面军带出困境,至少要比让李德这类人打光要好。

  没有多少心机的忠厚长者与张国焘在一起的一年到底是如何相处的,也许并不象想当然也是给朱总面子的那种说法——“他肯定不会同意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和他做了坚决的斗争”——那样肯定,也不会象某些人想象地那样完全倒向张国焘。但从结果来看,从以后朱德的军政权力越来越成为点缀来看,他与张国焘的一些交往还是让感觉不满。不管这种交往是被挟迫还是自愿。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的诸多将领都受到了这种怀疑。如董振堂、何长工、肖克、罗炳辉等。口无遮拦的董军长牺牲在西路军的战斗中,而其他数位也有过不被重用的短期历史(30)。陈伯钧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有过实实在在同张国焘进行抗争的记录(31)。

  但是无论如何,朱德在与狼共舞中存在了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与反对张国焘而被“清洗”的曾中生等人相比,朱德与们一样是幸运的。

  身为红军总怀念的朱德是尴尬的。因为同时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的他,却无时不受到军委负责人的领导。

  这个军委负责人在江西时是周恩来,而身为三人团骨干的周恩来在名义上却只是军委副主席,但却主持军事大计;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成为新的红军总政委兼理中革军委日常事务的张国焘的“部下”。这种名实不统一的现象,在一九三六年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终于有所改变:成为新的中革军委主席(32),这位纵使不是主席都要坚持负责的强人终于有了响当当的合法性,而朱德专任总司令也就用不着接受自己副手的指挥了。

  到了延安的朱德经历了与张国焘的惊险交往变得更加随和,他越来越符合他的年龄:安于天命。

  在决定中国人的抗日策略的洛川会议上,朱德似乎没有很强烈地支持周恩来、彭德怀坚持要打运动战的想法。他在与的长期交往中越来越认可了一个事实:造成不要反对。这一方面是党纪和党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有关——更何况,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服从真理本来就是朱德入党的根本信念(33)。

  抗日战争中与彭老总共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同样霸道且强悍的彭老总面前,长者朱德再次沦为一个配角,或者救火队员。不过,再与阎锡山、卫立煌等的官方往来中,朱德的资历和威望不可小视。电视剧《八路军》中有一个镜头很能表现朱彭间的有趣关系:彭总不同意一件事并气愤地退出,而朱德赶紧和颜悦色地去作他的工作(34)。这个时候的朱德,早就已经修炼地顺其自然了。

  七大后朱德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虽然位次在后来降到了之后,这终究是对他的光荣资历的一种确认,也是对他坚持对和党的忠诚的一种确认。

  不过,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却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央所在的延安面对胡宗南的入侵分成前委、工委、后委后,朱总司令被分到以为主的工委赴华北西板坡。

  工委对外号称“工校”,而朱德的角色则有点象一个“杂役”。在主持土改等大局时,朱总司令去接受另外一件中心工作:充当华北野战军的顾问,亲自主持了华北军队的“整理”,并指导了石家庄战役(35)。堂堂的总司令不在大帐中运筹帷幄却亲自去指导一支在五大战场上并不特别重要的一个野战军的工作,已经有些年迈的朱德在这个时候显然已经被分配了相对较轻松的工作——与年富力强的彭德怀亲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年轻多智的到了寄予厚望的东北战场指挥百万大军相比。

  解放后的朱德获得了一个更加休闲的工作:人大委员长。他的人民军队总司令的职务正式转给国家和中央双料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在法律上也是国防力量总司令。

  一九五五年授衔,朱老总当仁不让地成为十大元帅之首——不管彭林二帅在心底里是如何地不服气——彭在与朱同事共同主持十八集团军时就已经对朱老兄不以为然,而则在某一天指着朱老总的鼻子说“仗都是我打的”(36)。

  朱德与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他们属下的朱毛红军经过一次次的会师和扩张甚至在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构成。在长征前后实际上有过的四个方面军中——第三方面军当初是以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为基础组建的,但彭总主动选择了与一军团合编,这也使得后来的军史上没有出现第三方面军的番号(41)——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显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最为显赫,尽管它在编入八路军时仅仅编了一个三四三旅。可在实际上,无论是二方面军编成的一二零师还是新四军的一、二支队,都有当年第一方面军的影子(42)。抗日战争中,是原一方面军的主要将领朱彭左等组成了十八集团军总部,而由原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一一五师也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当时称晋察冀、冀热辽、冀南、山东、豫皖苏根据地)等大片土地上获得了扩张并取得了赫赫战果。解放战争中,除西北野战军主要由原一二零师组建、中原野战军主要由一二九师组建,其他战场即华东野战军(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共同组建)、华北野战军尤其是军容强大的东北野战军(东野和华东野战军后来都是编了四个兵团,而中原和华北只编了三个,西北只编了二个)都有原一一五师的班底。抗美援朝的第一波攻击部队,也主要以原一方面军为主——其中的三十八军,前身甚至就是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队。朱毛红军嫡系在军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朱毛”一直被当成一个人广为敌人、人民和外国人所知晓。据肖克的《朱毛红军侧记》说朱毛红军甚至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字即将朱和毛二字迭在一起并区别不同的方向来指示路标。事实上,后来到了二方面军的肖克和隐伯钧也都是原一方面军的将领,甚至是最早的井冈山红四军的战士。而后来指挥了一二九师的、、张际春、李达,也无不是原一方面军的将领。从这个角度说,朱毛红军最终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可争议的主脉。

  可朱毛二人之间也经历了年轻气盛时的矛盾重重。但在最后,朱德也完成了自己对的忠诚或服从。这中间有朱的真心拥戴,也有他的顾全大局。

  但朱老总也因为越来越与政治无争而长寿得穿越了耄耋之年而活到了九十岁。他用自己看似缺乏政治智慧的方式表现出了足够的人生智慧:人到无求品自高。对领袖若即若离而又不离不弃、不亢不卑的表现,让朱德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这种尊重也来自一些对怀有反感的人,如弗拉基米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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